做事顶真 做人真诚

继成教学院退休党员 徐达炎

关于家教家训，其实对于我们家来说，并没有十分明确的，形成文字的“训言警句”，但“做事顶真，做人真诚”这几个字，似乎是我们家族几代人基因中的“源代码”。

我八岁时，母亲就因病去世，我们五个兄弟姐妹，靠在布店做工的父亲与做针线活的祖母含辛茹苦地养大。父亲虽只有小学文化，但做事非常“顶真”，用杭州人的话讲，就是“一点一划”的性格。

祖母、父亲与五个子女合影（1954年），前面戴红领巾的是我

我老家在桐乡屠甸镇，我上高中的时候，父亲在镇供销社的蚕茧收购站工作。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，是有一年夏初，正值蚕茧收购季节，父亲不仅白天工作，晚上还要睡在茧站值班，而那个茧站据说闹过鬼，没人晚上愿意去值班，只有父亲不信邪，拿着手电、木棍住了过去。家里祖母这时突然患了严重的胃病，而父亲因职责所在，不能回家，他就赶紧托人通知在桐乡读高中的我，请假回家照顾祖母。做一件事，就一定要尽心尽责地做好，这就是父亲的性格，也是一位五十年代老党员的工作态度。

父亲的遗物——1955年五一劳动竞赛纪念册

父亲中年丧妻，但为了我们五个孩子，坚决不续弦，一心一意培养我们读书成材。“锦荣伯（我父亲名徐锦荣）了不起，五个子女，个个有出息。三个儿子大学毕业，两个女儿中专毕业，还有个女婿是杭州医生。”这是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屠甸镇街坊邻居中流传的一段“点赞语”。能做到这点，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，由此可见，平凡的父亲那可贵的“顶真”精神，这种精神也一直影响着我们。

父亲晚年与孙辈在一起

我和我二哥做事有一共同点，就是事无巨细，都要详细地列一清单，写上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，然后不折不扣地严格按照步骤完成，哪怕去买个菜也是如此。这有时会引起家人的嘲笑，被骂为“背时鬼”，但这似乎已成为性格的一部分，很难改变。当然，有时因为过于“顶真”，也会自讨苦吃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缙云县农村，当了一名山村教师。有一年寒假，我组织两个班的学生，搞了一次开山造田的实地测量，利用微积分中“以曲代直，无限分割，无限积累”等原理，开展了一项田野应用设计课程。严寒中，我在山里爬上爬下，得了重感冒，但为了做好这件事，我咬牙坚持，最后由感冒并发急性胸膜炎，被送到医院抢救，差点送了命。不过由此写了篇《一种移山填谷平整土地的测算方法》，被国家测绘总局刊物《测绘通报》刊载，并收入当时武汉地区的中学教材中。因此，这种“顶真”，也算值得。

我们夫妻两人大学毕业后，都分配到艰苦山区，所以将儿子寄养在杭州外婆家。儿子小时候学习上没人督促，成绩不理想，初中毕业后进了职高。我们调回杭州后不久，儿子也工作了，这一时期，不知怎么，儿子忽然“开悟”了，似乎也秉承了“顶真”精神，开始利用业余时间，发奋学习，从大专、本科，一直到获得浙大的硕士学位。

因基础差，英语一直是儿子学习中的拦路虎。大学英语三、四、六级全国统考，儿子每一级都要考三次才能过关，屡战屡败、屡败屡战，一共“一根筋”地考了九次，才最后过关，拿到学位。

近期，儿子还花了五年的时间，通过大量的考证和收集资料，将他童年玩耍处的一个牌坊背后的故事挖掘出来，撰写并经中央军委政治部出版局审定，出版了三十万字和六百多幅图片的《八十八师与一二八淞沪抗战》一书。这些，我觉得，都是“顶真”的一种体现。

“做人真诚”，说白了就是与人相处简单直白，人际关系不复杂，没有什么小心思、弯弯绕，人家滴水之恩，就算无法涌泉相报，也要常怀感恩之心，包括家人、同事和朋友之间，都是如此。

父亲虽文化不高、家境贫困，还上有老下有小要抚养，可他在老家小镇上还曾被选为街长（现称居委会主任）。在他朴实的价值观中，不管是谁，只要给过你哪怕是小小的一点帮助，都要牢记在心，无以回报时，就算拎几只桃子、桔子上门，也一定要表达心意。

日据时期，父亲曾被日本兵抓去当苦工，当时有个翻译是父亲乡亲，他知道父亲家境可怜，就想法偷偷帮父亲逃了回来。胜利后，该翻译以汉奸论处，而父亲却不忘此恩，仍悄悄地帮助和救济其家属，他们也被父亲的真诚所感动。

我与我爱人是大学同学，我们结婚近五十年，风风雨雨走来，一直是相濡以沫、不离不弃、以诚相待。尽管我有时脾气不好，喜欢钻牛角尖，常惹她生气，但没过多久，必定是我“无条件投降”。因为当初我爱人，一个杭州姑娘，能看上我这个乡下傻小子，是我一辈子的福分。

记得我们刚调回杭州不久，还住在玉皇山杭师校的教工宿舍里，晚饭后，我常牵着爱人的手，迎着夕阳，在美丽的校园中散步，被住校的学生看到，会偷偷地笑我们：“徐老师这么大年纪，还这么浪漫！”我爱人有些不好意思，我说：“怕啥！老夫老妻就是要牵着手、一起走。”

“顶真”和“真诚”，虽有时会被人笑作傻，但我觉得相比“马虎”与“圆滑”，做事做人更无愧于心、无愧于人。我想，这也是我父亲、我、我儿子及后代所应秉承的一种“家风”吧。